像日本像中國

【按：本帖確然寫於今天，是新的啦！】

我跟noriko確實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吧。至少，我們有一位親愛的共通的朋友julita。所以我才知道noriko要在上海做一個展覽（詳見無啦啦留言區：誠徵世界一部分）；所以我才讀了noriko的photoblog：http://lepetit-xiaoxiao.eco.to/

我交了一頁給noriko，所以她也來過這裡看，告訴我她最喜歡的攝影師就是bresson。我看她的作品，果然是很decisive moment！

這些在上海拍的照片，取鏡仍然有一種我所熟悉的日本人的風格，粗略說就是一種尋常之中沉靜和淨化的美。我說這是我所熟悉的，因為從前在與親愛的johnny導演共事時，便經常閱讀這一類日本攝影作品，而我喜愛的日本導演如岩井俊二及是枝裕和在取鏡時都有這樣的感覺。

有趣的是，noriko幾乎每幅照片都有一段約五秒的定鏡短片，跟照片的構圖有對話（不同的置向角度或甚至是另一個相關的場景），用聲音和瞬間的動作豐富了照片的內容。讓我換句話說，光看照片呢，場景是不明顯的，有好些都很像日本，但有了聲音就可以肯定是中國了。



photo by norinono，按圖進入photoblog看短片。

noriko @ le petit xiao xiao (cafe studio)
2F, 96 Shao Xing Rd. Shanghai 上海市盧灣區紹興路九十六號二樓

"to show people who lives here what the essence of life.
'all value no frills'"

還未克服時差的晚上

重看楊德昌的《一一》，這一次是被那如詩人一樣的日本遊戲軟件公司老闆打動，因為今回才真正聽清楚他說的英語。

大田先生以日本腔的英語說：

「為什麼我們都那麼怕第一次呢？其實每一天都是新的，我們從來都不會同一天活兩次，難道早上醒來，我們就要為新的一天而害怕嗎？」

這個愛音樂的日本人，連鴿子也會停在他肩上，從他嘴裡吐出來的說話和停頓，如詩歌一樣動聽。

大田先生優美的停頓，使我想到攝影師兼記者Henri Cartier-Bresson的黑白照，他的作品從來都不曾靜止，總是在動，人兒在動、影子在動、風在動。他的作品展示的是一個decisive moment，你卻可以看到從前及以後。

我很想邀請92歲的Bresson陪我回去看看，刻下的香港，有幾多個decisive moments?國泰客機內，空中服務員雙手指向兩邊逃生門的位置；電梯裡，母親替小男生戴上口罩；地鐵開門的一刻，搶坐單邊位的女子；躲在大廈陰影裡等紅燈變綠燈好過馬路的群眾；街頭那些穿襯衣打領帶脖子掛著電話手裡拿著平面圖的地產代理，以及趨前往每個女子面前講述關於皮膚的一切的化妝小姐......這個我熟悉的我陌生的城市，正在重複著，也正在重生。

還未克服時差的晚上，雨一直下著，彷彿沒有始沒有終，山邊聚集了霧氣，雨水打在街燈上，然後又沖落街道，偶然有一輛載客的計程車開上山，過了幾分鐘，又亮著車頂小燈駛下來，留給我一個decisive的停頓。

【寫於2003年．沙士後首度從巴黎回港。攝於回港半空的航機上及家中。
次年，Bresson離世，享年93歲。】

盧森堡貓男爵

久別重逢，不是貓不認得我，而是我不認得貓了。因為響應愛護動物協會的呼籲，當初貓八個月大的時候，就被送去做絕育手術。據說，此後，貓的頭就不怎麼長大了，但食量照常增加，於是，貓的身體比例漸漸改變，現在，貓一躺下，肚腩便突起如一個鼓鼓的暖水袋。

剛睡醒的暖水袋伸直腰，手腳同時向相反方向拉，剛好是一張單人床的闊度，如果他站起來，就會跟日本動畫《貓の報恩》(2002)裡的貓國國民一樣，沒有九頭身也有八頭身。這個動作，我從前的跳舞老師常常叫我做，她說，感覺像飛一樣。我看著這個要飛的暖水袋，伸過懶腰，舔過手掌，就飛躍下床，去跟我母親要吃的了。

《貓之報恩》七月底將會在巴黎上映，倒是法國人了解貓的習性，他們放棄日文片名原意，而改名為《貓之王國》(Le Royaume des chats)。海報照舊是女主角躺在藍天下綠草上，貓爪形的白雲托著片題，而那片青蔥草地，則長滿了貓尾草，優雅高貴的貓男爵坐在片題上。標語只有一句，就是：夢吧！非常簡潔，沒有多餘的話，十分自信。

在貓的眼中，但凡他所能及之處，一概都是他的領土，他的王國。在這個問題上，我母親與貓有不完的拉扯，窗外的花槽是母親不願意讓貓踏足的，但愈是禁止，愈是誘惑，一有機會，貓還是要出走，屢試不爽。

後來，母親發現，新鋪好的床，貓都要坐上去，然後像孩子坐迷你車一樣，用後腳把身體向前推，繞場一周才算數。新疊好的被子也是一樣，我的行李箱一打開貓就跳進來，任何新發現的空間，對於一切的平面，貓都有極強的佔領慾，印證了朋友所說的，是貓讓我們生活在他的領土之上。事實總是有很多面，我們知道這個真相後，見識過貓的包容度，都為之折服。與貓一起生活，讓我們學得更謙卑一點。

在盧森堡公園旁邊，有一家古董玩具店，櫥窗放著一只小鹿和貓，栩栩如生，我們駐足觀賞，然後開始有所懷疑，最後確定鹿是假的貓是真的。那不就是貓男爵嗎？除了一模一樣，我想不到別的形容詞。他的面容與氣質，他蹲坐的姿態，除了沒有穿紳士服之外，他就是貓男爵。他如學者般抿著嘴，身上的亮褐色的毛貼服無比，晶亮的金色的眼睛面向太陽沉思，完全無視玻璃之外的路人。路過的遊客無禮地敲擊玻璃，男爵隔一會才把頭轉過去看那個無禮的人，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復又轉回去他原來沉思的角度。呵，我完全為之神迷，自此成為男爵忠實的fans。【寫於2002年．巴黎】


攝：趙桐生（2002）Rue du Vaugirard, Jardin du Luxembourg, Paris 75006

在巴黎你躲不了電影

攝：趙桐生（2003）Place Dauphine, Paris 75001

【寫於2004年．巴黎，刊於同年香港「法國五月」電影節特刊（邁克 編）】

今 年的法國電影凱撒獎典禮（2004）進行期間，如常地頒發最佳新演員、最佳外語片、最佳原創劇本等等獎項，都沒有叫人太意外的賽果，直到他們突然頒了一個最佳觀眾獎， 才進入一個稍為峰迴路轉的氣氛。當然這是法國人隨便耍耍的幽默，但已可見他們真的愛電影，他們的意思大概是法國人就是最佳觀眾吧。候選最佳觀眾的提名片段 是他們在電影院內，黑暗中，只專注於銀幕上的一切，手裡捧著的爆米花也忘了吃，光和影在他們的臉上流過，他們的臉微微揚起。

符合最佳觀眾的條件，基本指定動作是開場不遲到、關閉手提電話、待片末幕後人員名錄捲動完畢才散場離座。

巴 黎的電影院都不設劃位，他們公布的開場時間其實都是提早十五分鐘的，大部份人還是按著這個時間進場，乖乖地把所有預告片都看完，電影正式開始前，會再一次 亮世界燈，然後才完全暗下來，讓白光投到銀幕上。我每次提早到場都是為了這一滅一明，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至少在這兩個小時，這裡有一些光。

其 實巴黎人也是手機附體的族群，但到底是操行良好，電影放映時若有手機鈴聲，通常都是真正來至電影的音效。就算真有哪個觀眾的手機敢響起來，這個倒霉的人即 會恐防沒命似地把它關掉，絕對不敢向來電者報告自己正在看電影。倒是散場的規格已有點鬆懈，不過偶爾還是有一些人堅持完場鼓掌的。

法國人 有時候特別有耐性，視乎對象，而電影當然是受寵者之一。巴黎人除了願意為看電影排隊，我發現，他們甚至願意為此冒性命危險。去年那個可怕的炎夏，巴黎持續 兩周錄得接近攝氏四十度的高溫，於是任何有空調的地方這時都特別受歡迎，那天我照樣去看電影，但售票員告訴我該院的空調壞了。我是有點熱昏了，一時反應不 過來，就拿著票進去了。沒想到這一場仍然幾乎全院滿座，男男女女都在努力地搧著任何可以製造微風的平面物體，沒有一句怨言，只有默默地流汗。到中段我發現 那齣我已忘了名字的法國電影並非那麼有趣，而我又還這麼年輕，來日方長，我承認我中途離場了。鄰院正在放映《神探俏嬌娃2》，有可愛的冷氣從門縫滲出，我 不管一切後果，推門進去，電影已接近尾聲，座位都是冰涼的，可是院內卻只有小貓三四只。我見證了法國人對電影的犧牲精神，也再一次確定他們的個性，否則他 們為甚麼不把兩院放映的電影對換，而白白浪費比金錢更寶貴的冷氣呢？

也許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為電影放棄生命，但至少他們是願意終身看電影 的。在很多香港人的認知裡，看電影和吃飯逛街屬於同類型活動，是與情人共度時光的其中一種選擇，一旦結婚以後，彷彿就失去了看電影的動機。我印象中很少在 香港的大眾影院遇到長者，不算那些在個別專題電影院定期捧場的男性長者，就只有在早前邵氏經典電影重映時能看到這些稀客。巴黎完全不一樣，他們的早場和下午場 都由一大群長者支持著，尤其是下午場可戲稱為奶奶場，老夫人們在巴黎一直有超然崇高的地位，她們有很多的退休金很多的時間，喜歡打扮整齊漂亮，結伴來看電 影。她們的口味很廣，幾乎沒有她們不看的電影，歐洲電影固然是同聲同氣，就連中日韓片她們也看得津津有味，再難看的電影她們都會看到底的。

難得在巴黎你絕對可以每天看一齣電影而不重複，如果你不挑的話，真是包你看到不想看為止。我的法語教授有一個習慣，每天點過名後，她都喜歡隨便叫一個同學說：請給我講一個故事。而我總是有故事的，我說的永遠是我剛看過的電影，從不叫她失望。

即 便是你竟然是個討厭看電影的人，你在巴黎也是躲不了的，隨便一個小巷角落、塞納河兩岸，還有無數知名地標，隔三數天你總會碰到或大或小的電影拍攝工程，除 非你不上街，否則真是避無可避。有一次，國家圖書館外的大平台聚集了一圈人，我沒有多加注意就打他們身後經過，這時耳朵聽到膠片轉動的聲音，眼角才瞄到人 堆之中的機器，我連忙道歉，助導笑說他們正好需要路人，你演得很自然啊。討厭電影的人最好不要活在巴黎，否則只好接受自己最終總會變成電影的一部份。

我 曾經以為自己會厭倦，因為電影的生產如此非人性，沒天沒夜地拍攝，短時間內投注極度強烈的情緒，停機後馬上把場景拆毀遷移，從來從來沒有多餘的時間沒有多 餘的錢，你愈想做好，你就會有愈多的遺憾，無論大小製作，都可以把一個好好的活人徹底的消耗。有時候你必須把自己物化，才不至於太難受，這實在是一行很奇 怪的工業。

只有那些不怕死的人才有那種幹電影的命，他們相信電影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她將耗用你生命，去帶給別人一點啟示，所以這些人， 明知拍電影會死，也無法拒絕。但更多的人都難免在途中抵不住各樣的挫折而棄械投降，而巴黎卻是有能耐叫每一個想當導演的人重新對電影生出激動的。不要忘 記，不管多難看的電影都總是有人看，這裡至少有最好的觀眾啊。

行走的人

【按：寫於2003年七．一大遊行。我於後沙士時期回港，遊行後返巴黎。】


心情仍然很亢奮，身體仍然火燙，我不能忘記，我們向著同一個方向邁步，遠方的天空是透明的夜，電車路軌連接在一起，是的，我不能忘記，我們緊靠在一起。

高溫下乾蒸了四個小時的人群，叫我想到瑞士雕塑大師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像《行走的人》，我們也沒有性別，只是一個存在的個體。六十五歲的Giacometti臨終時在床上默默看著他的弟弟，他的弟弟知道，Giacometti正在分辨他眼睛與鼻子之間的距離（那是他做了一輩子的事啊）。我在人群之中，我閱讀翌日的新聞照片，民眾的臉，眼睛與鼻子之間的距離，我們何其的相近。

Alberto Giacometti《Trois hommes qui marchent II》1948-49

法國攝影師Henri-Cartier Bresson (1908-2004) 與Giacometti (1901-66) 是老朋友，他為Giacometti拍了很多照片，Bresson自己則不輕易讓人拍到他的照片；讓太多人認得他的臉，將會是一個阻礙，阻礙他混進民眾之中。其實Bresson有著一張沉靜秀美的臉，他的眼睛比一般人眨得稍為頻密和用力，那種眨眼睛的動作，仿若他的眼睛就是快門，一眨眼就是一個decisive moment。

Alberto Giacometti@Paris, 1961; photo:Henri Cartier-Bresson

七月一日，我也沒有拍照，我只是眨眼睛。我眨一眨眼，列車的門在北角站打開，穿黑衣的人潮從將軍澳方向月台湧過來，最後塞進來一輛嬰兒車，剛好填滿車廂剩餘的空間；等待出發的時候，婆婆抹著汗，坐在地上，黑色褲管下露出腳上鬆開的襪頭，手上的扇輕輕搧著一張撲紅的臉；軒尼詩道兩邊的大廈如山谷夾著河流一樣湧動的人，有時快有時慢，向西流過；鄭家富近乎癡迷地緊握揚聲器，大喊：我被人群淹沒啦！一臉迷醉；涂謹申在天橋上揮著拳頭喊口號，每一下都用腳跕起胖胖的身軀，小眼睛完全迷失在沾著熱霧的厚鏡片之後，高懸在流動的舞台上，那是政客最快樂的時光。

接近終點，電車「擱淺」在人潮中央，大學生們捲起黑衣袖在電車龍前拍照留念，年青的臉上和著興奮的汗水與笑容。

路上遇見我的攝影師朋友，龐大的身軀擱在路中央的欄杆上，我們打招呼互相問候，此時不知誰爆出一句，今天有一百萬人！人群起哄，朋友立即彈起，按下連環快拍，然後不忘埋怨我們累他錯失了一張精采圖片，我們也不理他，嬉笑著回歸到隊伍之中。

直升機在上空盤旋，朋友想像著這個大top shot，愈加亢奮，我們傻瓜似地向直升機招手。我不必想像，不一會我就上飛機。晚上十一時五十八分，CX261離開地面，我再次看一遍這個星際城市，包圍著吐露港的公路拉成一張黃色的星網，我依稀辨到的最後座標是中文大學，接下來的風景就不在我認知之內了。